历史上疫情隔离那些事儿

历史上疫情隔离那些事儿

▲1929年南京暴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,官方印发《口罩须知》(部分)

历史上疫情隔离那些事儿

▲民国报纸上宣传的戴口罩方法

  朱熹对孔子、伯牛行为的解释 不太靠谱

  《论语》第六章,孔子的得意门生伯牛得了重病,卧床在家,孔子前去探望,原文是这么写的:

  伯牛有疾,子问之,自牖执其手曰:“亡之,命矣夫!斯人也而有斯疾也!斯人也而有斯疾也!”

  孔子没有进屋,没有走到伯牛病榻前嘘寒问暖,而是“自牖执其手”,隔着窗户抓住伯牛的手,连声哀叹:“天哪,这是命啊!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得这种病呢?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得这种病呢?”

  伯牛姓冉,名耕,字伯牛,为人善良,品德高尚,在孔门弟子当中仅次于颜回,经常被孔子赞赏。眼见这么一位得意门生即将病亡,孔子当然痛惜。问题是,孔子探望时,为什么要隔着一张窗户呢?

  南宋大儒朱熹给《论语》做注,说伯牛的家属为了表达对孔子的尊重,将伯牛抬到了南窗底下,为的是孔子进屋以后,可以站在伯牛病榻北侧,面朝南方探望门生;而孔子却认为,如此尊贵的礼节只能用在国君身上,所以不愿进屋,宁可站在南窗外面,面朝北方,隔着窗户与伯牛握手。

  朱熹顺便还引用了汉代儒生的一个解释:伯牛长了癞疮,会传染,孔子之所以不进屋,是怕传染

  或者也有这样一种可能:伯牛不想传染别人,主动把自己隔离在一间小屋里,听见孔子来了,也不开门,孔子只好隔窗探视,并用握手的方式予以安慰。

  以上三种解释,哪种解释更贴近历史呢?我想大多数读者应该会选择最后一种解释——孔子之所以不进屋,是因为伯牛把自己隔离了。

  古代中国几千年历史,瘟疫频发,这我们都知道。但是,古人面对瘟疫时,也会实施隔离吗?

  乾隆发话:如果哪个王公不确定是否出过天花,别来见朕

  查《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》一书,隔离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  比如说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,湖北随州与河南邓州闹瘟疫,许多人重度感染,为了避免再传染父母和儿女,躲进房间,房门紧闭,只在窗户上开一个洞,让亲属给他们传递饭菜和便桶。亲属传饭送菜之时,也不敢跟患者接触,用一根长竹竿挑起饭篮和水壶,站得远远的,隔窗递进去。

  再比如说公元12世纪金朝统治下的山东,有一年闹瘟疫,百姓十死八九,幸存者担心传染,做得更绝:“举室弃之而去。”把已被感染的亲人扔在家里不管,自己逃往他方。这样的极端做法岂止是隔离,简直就是遗弃。

  在距离我们较近的清朝,京城常闹天花,满洲统治者畏之如虎,顺治帝和康熙帝都下过严令:“凡民间出痘者,移之四十里外,防传染也。”(吴振棫《养吉斋丛录》)官府强行将那些正在得天花的人隔离在北京城外四十里远的地方,以免传染。

  我们知道,顺治帝很有可能死于天花。在顺治驾崩之前的头一年,后宫嫔妃有感染天花的,顺治不可能把自己的嫔妃也隔离到城外四十里,于是他隔离自己,移驾到行宫居住,让太监宫女给他送饭送炭。送饭期间,他又担心被太监宫女传染上,“惜薪司环公署五十丈,居人凡面光者,无论男女大小,俱逐出。”(谈迁《北游录》)惜薪司是专供宫廷柴炭的机关,顺治让人对惜薪司进行检疫,只要看见哪个工作人员有一点点感染天花的迹象,无论男女老少,一律驱逐出去。

  乾隆号称雄才大略,也非常担心传染天花,他喜欢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,原因有三:第一,那里距离蒙古更近,便于接见;第二,那里可以避暑,满洲人畏热,在承德过夏天等于到了天堂;第三,承德地广人稀,蚊虫稀少,泉水不受污染,不像北京城那么容易传染瘟疫。但即便到了承德,乾隆还是不敢接见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蒙古王公,他有一道圣旨写道:“如本身未能确知出痘之王公台吉等,俱不可来此,若欲瞻仰朕颜,于朕出哨之时,行围之所,亦得瞻仰。”如果哪个王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出过天花,千万不要来承德见驾,如果想瞻仰朕的容颜,可以在朕出去打猎的时候,站得远远地观赏。

  在瘟疫隔离这方面做得最尽心的朝代还数宋朝

  在瘟疫面前,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,都应该享有保护和医治的权利。顺治驱逐潜在的感染者,乾隆拒绝接见没出过天花的王公大臣,做法都非常自私,都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安全,不顾别人的死活。正确的、科学的、合乎人道的做法,应该是动用国家机器,动员国家力量,将感染者进行安全隔离和悉心救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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