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北京什么时候兴起斗蛐蛐的?

  老北京什么时候兴起斗蛐蛐的?

  ▌宗春启

  蛐蛐,学名叫蟋蟀,又名促织。昆虫纲,直翅目,蟋蟀科,善鸣,好斗。因为一听到蛐蛐叫唤就知道是入秋了,天气将逐渐变凉,提醒人们:该准备过冬御寒的衣服了,故有“促织鸣、懒妇惊”之说。不知是谁先发现的,雄性蛐蛐争斗起来挺好玩儿的,于是就把它们逮回来,令其争斗、观其胜负,以博一乐。白露、秋分、寒露,正是玩蛐蛐的时节。“勇战三秋”,就指的是这三个节气。

  斗蛐蛐之戏,始于唐朝天宝年间。《天宝遗事》中记载,“宫中以金笼养促织,置之枕函畔,以听其声。”南宋权相贾似道,“少时游博无行”,掌权后尤喜促织之戏,经常与妻妾在半闲堂斗蛐蛐取乐。他还写过一部专著:《促织经》。  

  “玩家儿”不是一般人

  天津斗蛐蛐,大概是从北京“传染”过去的。北京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玩斗蛐蛐的呢?明朝。据《聊斋志异·促织》中说,明朝宣德皇帝爱斗蛐蛐,致使一条蛐蛐价至数十金。宣德皇帝是位“太平天子”,在位时国家安定,有这种闲情逸致十分可能。《戒庵老人漫笔》中记载:“宣德时苏州造促织盆,出陆墓、邹莫二家。曾见雕镂人物,妆采极工巧。又有大秀、小秀所造者,尤妙,邹家二女名也。久藏苏州库中,正德时发出变易,家君亲见。”最后四字的意思是:“我父亲亲眼见过。”

  上有所好,下必甚之。万历年间人蒋一葵著的《长安客话·斗促织》中说:“京师人至七八月,家家皆养促织。”作者说,我到郊外,看见大人小孩聚集在草丛里,侧着耳朵,聚精会神地好像在寻找丢失的东西。无论是茅厕还是烂墙,一旦听到促织叫声,立刻像猫见老鼠那样急促地扑上去!大街小巷,到处是盛着促织的瓦盆泥罐,不论男女老少,都以斗蛐蛐为乐。明朝人刘侗、于奕正编著的《帝京景物略·胡家村》中也说:永定门外五里的胡家村“荒寺数出,坟兆万接,所产促织,矜鸣善斗,殊胜他产”。每到秋天,游闲人便来此地“缺墙颓屋处、砖瓦土石堆垒处”捉蛐蛐,“侧听徐行,若有遗亡”——慢慢走、侧耳听,好像寻找遗失的东西;听到蛐蛐叫声后,循声找到蛐蛐巢穴,“乃掭以尖草,不出,灌以筒水,跃出矣,视其跃状而佳,逐且捕得”——捕捉蛐蛐的方法已经很成熟了。后面关于蛐蛐优劣判定、斗蛐蛐方法与规则的记载,跟清朝以后的实际几乎完全一样。

  到了清朝,北京玩蛐蛐的就更多了。官宦世家、八旗子弟,饱食终日无所用心,多余的精力和钱财要有地方去消耗,玩蛐蛐于是成为一种选择。

  玩蛐蛐之人号称“玩家儿”。据崇彝《道咸以来朝野杂记》中说,清代北京内城玩蛐蛐的,“应以后马家厂(今旧鼓楼大街后马厂)杨氏为首,且历数十年不衰。若睿王魁斌、继侍郎禄,亦乐此不疲。……北城小斗家颇不乏人,记不胜记。外城杨荫北京卿尤好之。伶人谭鑫培,每秋来必蓄多种,以与诸士大夫为戏,且为联络计也。”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到证明:喜欢玩蛐蛐称得上“玩家儿”的,大都是上层人物,不是王爷,就是大官,再不就是银行家、京剧名角儿。

  不说“逮蛐蛐”,要说“掏”

  蛐蛐是野生的。要想玩蛐蛐,先得把它逮到手——不说“逮”,说“掏”。

  过去掏蛐蛐,要到北京远郊区。据金受申先生在《老北京的生活》里说,过去北京专有人从事逮蛐蛐、卖蛐蛐的,立秋之前到各玩家去借盘缠,然后带上干粮和专用工具,到北京西山、北山去掏蛐蛐,一走就是十来天。

  掏蛐蛐的专用工具是:一把铁钎子,能用来挖土、撬石、探穴;一个装蛐蛐用的柳罐斗;一个铁丝或是铜丝编的蛐蛐罩子,还有一个竹棍顶端绑着老鼠须子的蛐蛐探子。除此之外,还要预备上水壶。可以想见,要想掏到好蛐蛐,就得往荒山野岭高坡深沟里、潮热如蒸笼的庄稼地里钻,风餐露宿、日晒雨淋、蚊虫叮咬,不是件舒服事,也不是件容易事。听说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掏,出去一天,最多也就能收获一二十条,其中合格的也就十之二三。

  北京过去出产蛐蛐的地方很多。西山福寿岭、寿安山,黑龙潭南北二三十里以内,北山的绵山以东七十二个山头,苏家坨、南口关沟、昌平十三陵一带,都产好蛐蛐。

  掏回蛐蛐来后,先把上等的蛐蛐送到借他盘缠的玩家儿,玩家儿挑剩下的,再拿到庙会上去卖。

  北京卖蛐蛐的地方,除了白塔寺、隆福寺、护国寺、土地庙等几个庙会集市外,北新桥、东四牌楼、西四牌楼、天桥、东华门、鼓楼湾、琉璃厂、果子市等地,有常设的卖蛐蛐摊儿。次一等的玩家儿要到庙会上去“拿”蛐蛐——当然不是白拿,得给钱。后来没庙会了,也没人从事专门逮蛐蛐卖钱的营生了,玩家儿们也有自己到郊区去掏的。再到后来北京附近没蛐蛐可拿了,就只好去外地了。近几年的蛐蛐讲究是河北易县的,号称“小易州”。山东乐陵的也不错,最好的数兖州地区宁阳的蛐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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